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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长春2月12日电题：东亚家牛何以蕴含东西文明交流的基因？

——专访吉林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教授蔡大伟

中新社记者郭佳

在汉代张骞“凿空”西域之前，东西方世界如何发生接触？近日，吉林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教授蔡大伟领衔中韩科学家在《科学》(Science)期刊发表的最新研究，从东亚家牛古DNA的角度，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线索。透过一部镌刻在东亚家牛基因里的“无字史书”，能否窥见一幅更为生动的史前东西文明交流图景？近日，蔡大伟教授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详细解读藏在基因中的远古叙事。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学界研究史前文明交流通常关注器物、技术或农作物，为何您选择以东亚家牛作为切入点？它在理解早期欧亚大陆交流中具有什么独特价值？

蔡大伟：在理解史前东西文明交流时，“牛”具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综合性优势。

首先，牛是一种高度依赖人类管理且全球驯化中心非常有限的家畜。从全球范围看，家牛主要包括普通牛和瘤牛两大类型。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普通牛和瘤牛分别起源于近东和南亚，这意味着牛一旦出现在东亚，其背后几乎必然伴随着人群的迁徙、接触或长期互动。因此，牛的扩散路径，本质上就是人群流动和文明交流的生物轨迹。

其次，牛在欧亚大陆多个文明中心中长期扮演关键而稳定的角色。与器物或某些技术相比，牛的引入往往意味着生产方式、经济结构乃至社会组织的系统性调整，例如犁耕农业的出现、运输能力的提升，以及农牧混合生计的形成。这使得牛不仅是交流的结果，也是交流得以持续和深化的推动力。

第三，从研究方法上看，牛非常适合进行跨区域、跨时间的古DNA比较。它体型较大、遗存丰富，在考古遗址中保存率高，且不同地理来源的牛群在基因层面具有清晰可辨的差异。这使我们能够通过基因数据，直接追踪不同地区牛群的亲缘关系、混合过程及其发生的时间节点，从而弥补传统考古学仅凭器物形态难以回答“从何而来、如何相遇”的不足。

2025年12月28日，蔡大伟教授(右一)向学生讲解牛化石相关知识。吉林大学国际处供图

中新社记者：您和团队基于古DNA的研究，取得了哪些关键发现？

蔡大伟：我们从中国50余处考古遗址发现的500多个动物骨骼或牙齿样本中筛选、提取、测序，最终获得来自30多个遗址、共166例古代牛科样本，覆盖近万年时间跨度，构建了迄今为止全球规模最大、时间序列最完整的东亚古代牛基因组数据集，为追溯东亚家牛演化史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石。

通过分析，我们首次清晰揭示出，东亚家牛的遗传构成至少包含四个祖先成分：早期传入的西亚普通牛、本地野生原牛、新疆混合群体以及后期输入的欧洲普通牛。在距今约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西亚普通牛传入中国的黄河流域并与本土野生原牛发生基因交流；自青铜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含西亚普通牛和南亚瘤牛成分的新疆混合群体不断向黄河流域渗透，持续影响了中国北方家牛的遗传结构；铁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南北方牛群进一步融合；到了近代，欧洲普通牛输入中国，最终形成现今中国南北家牛的遗传格局。

这一研究突破了以往将东亚家牛简单归因于单一驯化中心或一次性传入的认识。通过对跨越近万年的古代牛基因组进行系统分析，我们从分子层面重建了东亚家牛的“来路”，揭示了本地野生原牛在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遗传贡献，并明确了欧亚大陆十字路口的新疆在不同来源牛群反复进入、混合与再传播中的关键中介作用。由此，东亚家牛的形成史，成为一部记录史前东西文明互动的“基因档案”。

一位老农牵着水牛行走在江西省婺源县浙源乡察关村祭酒桥上。(资料图)中新社记者刘占昆摄

中新社记者：东亚家牛的演进历程折射出怎样的史前东西方交流图景？这种交流又如何影响了东亚古代社会的发展？

蔡大伟：家牛的流动，本质上是人群的流动。每一次基因融合事件，背后都对应着人群迁徙、技术传播或文化碰撞。这项研究不仅追溯了家牛种群的迁徙与融合，更通过基因的视角，窥见古代人类社会应对环境剧烈变化的生存策略与智慧。

例如，约4200年前，全球出现明显的气候变冷事件，农业生产压力骤增。在这一背景下，起源于西亚、更加适应草原环境与游牧或半游牧生计方式的动物，如绵羊、山羊和牛，向东亚地区传播的速度明显加快。社会经济结构也随之由以猪为主、服务定居农业的畜养模式，逐步转向包含更多牛羊放牧的农牧混合经济。我们发现，家牛基因流动加速的时间节点，与气候变化及人类生计方式转型高度吻合，这就使牛的驯化与传播史成为记录人类社会适应环境变化的关键档案。

家牛对古代东亚社会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首先是生产力层面的变革。牛作为重要畜力，广泛应用于犁耕和运输，显著提升了农业效率，使粮食生产得以支撑更复杂、更大规模的社会结构。其次是饮食结构的改善。牛肉、牛奶及乳制品为人类提供了新的优质蛋白质和脂肪来源，打破了此前对猪肉和粟、黍作物的单一依赖，增强了人类社会整体的生存韧性。再次是社会结构的演变。养牛需要专门知识和长期投入，可能催生了早期的专业牧养人群，推动社会分工深化，并对阶层分化产生影响。最后，在礼仪和制度层面，牛因其体型、价值等因素逐渐取代猪，成为更高等级祭祀活动中的重要牲畜，如“太牢”便以牛为首，反映出权力象征体系的演进和社会复杂化程度的提升。

2026年2月4日，正值立春节气，北京古观象台下举行鞭春牛活动。图为春姑娘和牛童“鞭打春牛”，祈福农历马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中新社记者贾天勇摄

中新社记者：此次的古DNA研究为考古学和历史研究理解史前东西方交流带来了哪些新的范式转变？又如何据此重新认识史前欧亚大陆文明互动的性质与模式？

蔡大伟：传统考古研究往往通过器物、作物等文化要素来讨论交流问题，容易将其理解为某种单向的“输入”或“扩散”，而较少关注承载这些要素的人群流动，以及外来物种、技术与本地生态和社会系统之间的长期互动。古DNA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连续、动态的生物证据链。它揭示的不仅是“什么传来了”，更重要的是“如何传来、与谁发生混合、又经历了怎样的本地化与再创造过程”。这使我们得以看到，史前东西方交流并非一次性事件，而是一个持续发生、多向互动、生物演化与文化演进协同展开的过程。

从这一视角看，史前欧亚大陆应被理解为一个高度关联、相互渗透的早期“全球化”网络。东亚并非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一个具有强大吸收、整合与创新能力的活跃区域，能够将外来牛种与本地原牛杂交，将西亚农业要素与本土生产体系结合，进而形成新的经济与社会结构。

东亚家牛的形成史，正是这一宏大交流格局的微观缩影。它提示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既源自内部区域文化的交融，也得益于与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之间长期而富有创造力的互动。(完)

受访者简介：

蔡大伟。受访者供图

蔡大伟，吉林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AsianArchaeology》主编。作为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创新团队第一负责人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长期致力于分子考古学研究，在国内率先将古DNA技术系统应用于中国家养动物起源与扩散研究，开辟了动物考古研究的新方向，为理解古代社会经济形态演变、人群迁徙与文化互动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曾主持多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科研项目。目前，在《Science》等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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