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气候干燥，埋在地下的文物仿佛被封存在时间胶囊里，一般都保存得很好。尤其文书等文物，其他地区的遗址往往难以保留，但由于同样的政令文件会传到中央王朝治下的各个地方政府，吐鲁番为我们保存了历史现场。
吐鲁番考古发现的墓地，从比较早的洋海墓地一直延续到汉唐，巴达木东墓地是阿斯塔那墓群的一个延伸。阿斯塔那当年发掘出土了许多文物，尤其是大量的吐鲁番文书，形成了吐鲁番学。因此阿斯塔那墓群很早就被保护起来了。但巴达木区域变成了葡萄园，当地居民对葡萄进行灌溉时，水会突然陷下去，人们才知下面有墓葬，因此很多墓葬被灌溉的水侵蚀了。从2022年到2025年，考古团队做了大量工作，才有了这项特别厚重的考古发现。
巴达木东墓地，至少有3个方面的重要价值。首先，这是中央政府边疆治理的见证。我们知道，汉朝在西域的统治主要靠西域都护府，后来通过五争车师，公元前48年在吐鲁番设置戊己校尉，是通过军政机构的方式统治。到唐太宗李世民公元640年收复吐鲁番的时候，如何来统治这块地区，在朝廷上还有争论。当时魏征和褚遂良都主张用古法，设一个只管军政的机构，唐太宗坚持用正州方式统治，把整个环东天山地区进行编户齐民。唐太宗知道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此地汉文化已有深厚基础，无论是经济形态还是文化认同，都可以同中原一样进行直接统治，所以才设了西州，并把最早的安西都护府放在这里。从汉到唐，这是个开花结果的过程。清代能收复西域，故土重归，也是因为中央政府长期在边疆治理奠定的基础。这些墓葬恰恰体现了这一点。墓主人都是入籍唐朝的，很多是唐朝的正式官员，按照唐代的体制升迁移动，生老病死后按当时的礼制进行埋葬。这些将领及官员克奉正朔，对维持西域的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次，见证了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巴达木东墓地发现的这些东西，可以说明来自东西南北的人群，在大一统的唐朝统治下交流交往交融的过程。如程奂、李重晖两个高级官员的墓志显示，他们分别来自邯郸和天水地区。程奂的长官叫李元忠，是粟特人，但在安史之乱后还坚持守土有责，直至唐朝最后退出西域。
这项考古发现也是丝绸之路多元文化包容交融的见证。M20发现的彩棺前高后低、前宽后窄，这种形制的棺最早可以溯源到川西战国西汉石棺墓文化，和著名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有关系。彩棺上的翼马，可能是东罗马文化元素。M12出土的金银平脱器，显然是唐代宫廷赐赠的高级政治馈赠品。还有东罗马的金币、波斯银币、突骑施钱等外来货币，都见证了丝路的繁荣。
吐鲁番巴达木东墓地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以及和平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遗产。
（作者郭物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人民日报》（2026年02月07日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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